历数古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可替代的文胆

       财万网综合 吴虹妮   香港首富李嘉诚担任主席的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近日在多个求职网站刊登招聘启事，开价百万港元年薪招聘“中文主任”，也就是“文胆”，需要全职工作，但没有列出学历要求。

     《国语·越语上》有云：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又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划过历史长河，细数天空之下，总有一些勇于挥笔墨，有责任敢担当，为人所用而默默耕耘的文胆之士。

       大器晚成姜子牙 

       姜子牙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纵观姜子牙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称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子牙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知遇之恩诸葛亮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布公、胸怀坦诚。为国尽忠效力的即使是自己的仇人也加以赏赐，玩忽职守犯法的就算是他的亲信也给予处罚，只要诚心认罪伏法就是再重的罪也给予宽大处理，巧言令色逃避责任就是再轻的过错也要从严治理，再小的善良和功劳都给予褒奖，再小过错都予以处罚。他处理事务简练实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计较虚名而重视实际，贪慕虚荣的事他都不做；终于使蜀国上下的人都害怕却敬仰他，使用严刑峻法却没有人有怨言，这是因为他用心端正坦诚而对人的劝戒又十分明确正当的缘故。可以说他是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其才能可以与管仲、萧何相媲美。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唐太宗与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表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唐朝时亦将诸葛亮评选为武庙十哲之一，与张良、韩信、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对中国军事界有一定的贡献。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如改良连弩。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阵图，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直言进谏魏征

       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问魏征：“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征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她首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魏征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征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魏征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运筹帷幄刘伯温

       刘伯温在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了智囊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政治上，施德政、得民心是刘伯温治国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建功立业的思想理论依据。民本思想是刘伯温德政的出发点，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还有经济性，是统治者施政的基本方针，并通过生产实践和一生的亲民行动为表率。

       学术上，刘伯温的儒学思想对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融会理学诸派，又以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

       建国谋略上，对于消灭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先后问题上，刘伯温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先灭陈友谅再取张士诚的正确建议，为朱元璋歼灭群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治思想上，明朝建立后，刘伯温建议实行的卫所制度，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对于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伯温一直来主张对民众要教化，使其明法懂法，刘伯温对《大明律》的制定，也起到重要的的作用。

       在依法治国方面刘伯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刘伯温认为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法律的制定要相对宽松，但是在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执法，特别是对执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伯温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对打破中国古代“人治”传统，并使法律日益走向客观、公正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符合法律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内阁首府张居正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晚清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结语：

      《老子》说：“知人者智。”《尚书》说：“知人则哲。”尽管儒道二家关于社会管理思路大相径庭，但是对知人善任重要性的认识，却是惊人的一致，可谓殊途而同归。由于古今文化背景的某些同构性，在如何认识自我，了解他人，选择成功之路方面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学”热方兴未艾，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生命力引起了各界的关注。